职场文化：为何一周工作四天对健康有帮助？ 

每周工作五天，享受周末——然后准备迎接重返职场的低落情绪。但如果生活不必如此呢？

一项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期刊的里程碑式研究，也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研究发现将每周工作天数缩减至四天，能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研究人员追踪了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的141家企业，评估了四个关键指标，包括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身心健康。

研究主要作者，社会学家范雯（Wen Fan）教授向BBC表示：“我们发现员工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她又说：“参与试验的公司在生产力和收入上也有所增长。试验结束后，90%的参与企业选择继续实施四天工作制。”

这项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缩短一周的工作天数能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提升整体生活满意度。此前，一项近期研究还发现，长时间工作可能改变大脑结构。

既然健康益处如此显而易见——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推行四天工作制呢？

超时工作的文化

中国以其“996”工作文化闻名，员工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

在印度蓬勃发展的科技与金融行业，员工常常面临无止境的压力，需长时间、不规律地工作以满足全球需求。

范雯教授向BBC表示：“在中国、印度、美国和英国等地，长时间工作被视为荣誉的象征。”

在日本，加班不给薪已成常态，这个国家甚至有个专门的词汇——“过劳死”（karoshi）——来形容因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

日本劳动市场与职场文化专家小野浩（Hiroshi Ono，音译）解释：“在日本，工作不只是工作，几乎像是一种社会仪式。”

“人们早到晚退，即使没有实际工作，也会为了展现承诺而留在公司。这是一种表演，就像武术一样，有特定的行事方式。”

小野浩进一步强调说，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助长了这种现象：“对‘搭便车者’有强烈的社会污名。如果有人开始周五休假，其他人会想：‘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来上班？’”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法律保障的福利，例如日本的育婴假，也常常未被占用。小野解释说：“日本男性可以休长达一年的育婴假，但很少人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给同事添麻烦。”

范雯教授说，像她这样的研究试验正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即使在有强烈过劳传统的地区也是如此。

在冰岛，近90%的人现在享有缩短工时或有权缩减工作周的权利。

类似的试验已在多个国家进行或正在进行，包括南非、巴西、法国、西班牙、多明尼加共和国和波札那。

今年早些时候，东京开始为政府员工试行四天工作制。杜拜近期也为其政府部门员工推出了类似的夏季计画。

与此同时，韩国将从2025年10月起，在67家企业试验4.5天工作制。

工作与生活不平衡

图像来源，City of Golden PD

美国科罗拉多州警察局实行每周工作四天后，辞职人数减少了一半

“自新冠疫情以来，越来越多人感到工作与生活失衡，这一趋势无法逆转，” 一周工作四天（4 Day Week Global）倡议组织执行长凯伦·洛伊（Karen Lowe）向BBC说道。

她的组织协助全球企业测试四天工作制，从巴西到纳米比亚再到德国皆有试验。

其中一个成功案例是美国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拥有250名员工的警察局。自从实施四天工作制后，加班费用降低了近80%，辞职率也减半。

洛伊表示：“如果连需要巡逻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警察局都能成功实施四天工作制，那么这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地方。”

“2019年我们启动首次试验时，只有少数公司感兴趣。现在参与的公司已达数千家。”

她补充说：“证据已经摆在眼前，唯一欠缺的是理解。”

洛伊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缩短工作周会降低生产力，但事实往往相反。

图像来源，Karen Lowe

“自新冠疫情以来，越来越多人感到工作与生活失衡，这一趋势无法逆转，” 倡议组织执行长洛伊（左）说。

2019年，微软日本试行四天工作制，结果发现每位员工的销售额比前一年增加了40%。然而，该公司最终未永久实施这一改变。

洛伊解释，大型企业面临更多复杂性，因为它们拥有众多部门，并在不同国家和时区运营。

在范教授的研究中，企业通过减少低价值任务，基本维持了生产力。例如，不必要的会议被电话或讯息取代。

另一个误解是，员工需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休息日。

洛伊强调：“关键不在于将五天的工作天压缩到四天，而是消除（劳动力）的浪费。现在有了AI的帮助，许多任务得以自动化，我们能更轻松地找出低效环节。”

有效的健康干预

图像来源，Charl Davids

南非的一个团队实验显示，在计划测试的前一年，团队共录得51天病假。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六个月期间，病假天数骤降至仅4天。

南非开普敦史泰伦博斯大学咨询中心主任查尔·戴维斯（Charl Davids）说，四天工作制不仅是职场的微调，更是员工的救命绳。

他的团队为超过3万名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他表示，在改变工作制前，团队成员普遍出现职业倦怠。

“当时缺勤率很高。人们经常请病假——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处于求生模式，已经筋疲力尽，”他说。

南非是全球心理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查尔的56人团队因长期接触创伤、工作负荷过重及资源匮乏而情绪耗竭。

尽管面临高层领导的反对及团队内部的怀疑，查尔仍决定试行四天工作制。

“他们认为这绝不可能成功。但事实证明，结果令人惊叹，”他说。

在试验前一年，团队共录得51天病假。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六个月期间，病假天数骤降至仅4天。

员工反馈称睡眠品质改善、运动时间增加，并有机会追求个人爱好。“他们在周末能与家人共度时光，而不是忙于处理家务，”查尔说。

他原本以为大多数员工会利用额外时间从事私人执业赚外快，但结果只有一人这样做。

查尔相信，员工幸福感的提升让他们在工作上表现更出色。

“他们更专注、更具同理心。这直接转化为对学生更好的关怀。”

并非每个地方都行得通

然而，这种改变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可行。

范雯教授则指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至关重要。”

凯伦·洛伊补充说：“在非洲，许多劳动者从事农业、采矿或非正式行业，他们远未触及劳动灵活性的讨论。”

低技能、体力劳动工作难以重组工作模式，这些行业的雇主往往更专注于利润最大化，而非重新思考工作安排，洛伊说。

尽管如此，进展正在发生。

范教授的研究涵盖了建筑、制造和酒店业的公司，其中一些企业报告了成功案例。“四天工作制在多个行业都可能行得通，但我不想将其描述为万灵丹。它并非通用的解决方案。”

年轻世代正推动改变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许多年轻工作者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减薪以换取更短的工作天数。

专家一致认为，推动这一转变的最大力量将来自年轻一代。

譬如，2025年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工作与生活平衡选项首次超越薪资，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韩国，许多年轻工作者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减薪以换取更短的工作天数。对此，范教授解释：“我们看到年轻世代的抵制日益增强。他们对工作的目的以及对生活的期望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她还指出，像“大辞职潮”（新冠疫情后的大规模离职）、“安静辞职”（仅完成工作基本要求）以及在中国的“躺平”运动（拒绝过劳文化）等现象显示，年轻上班族正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并拒绝倦怠文化。这些转变可能逐渐重塑职场规范。

在日本，小野浩已经观察到一些改变。

“现在有30%的日本男性会休育婴假，过去这比例几乎为零;这显示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幸福感，”他说。

洛伊也持相同看法，她表示劳工首次真正开始抗拒这种过劳文化，而且年纪越轻，要求改变的声音越大。

她相信，改革的动力正在积聚。

“新冠疫情带来了第一个转捩点。我希望下一个转捩点是四天工作制的普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