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7日
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我13岁。我家距离爆心不到三公里，但奇迹般地，我活了下来。那扇压在我身上的玻璃门没有碎裂。
我的其他家人没有那么幸运。当我和母亲去找他们时，发现炸弹夺走了五位亲人的生命：我的两位阿姨、祖父和一位表亲都死于严重的烧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叔叔在前往求助途中因辐射病去世。
到1945年底，长崎的死亡人数估计约为7万人。几天前投在广岛的炸弹造成了14万人死亡。据估计，总共有40万人受到这两颗炸弹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去年12月，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我代表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领奖时，讲述了这段经历。委员会授予我们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我们过去70年来为建立和强化全球核武器使用禁忌所做的工作。我们通过原子弹幸存者——像我和联合会其他成员这样的“被爆者”(hibakusha)——的证词，向全世界传播核武器对人类实际造成的伤害。
那次爆炸深深烙印在幸存者的记忆中。
当时14岁的冈芳惠（音）正在广岛的一个掩体里站岗。“我看向房间另一边，想和旁边的人说话，突然一道白光闪过，”她回忆道。冈芳惠被炸到了一些设备下面，但她和另一位幸存的同学得以逃到外面。“放射性气体像雾一样，我们甚至看不清前方10米的地方。”
另一位广岛幸存者中村节子描述了地面原爆点附近的情景，当时数以千计的学生正在帮忙清理防火通道。“几乎所有学生都被烧成了灰烬，蒸发得无影无踪，更多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死去，”她说，“就这样，这座城市里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死光了。”
核爆炸后，强大的冲击波以每小时数百公里的速度传播。在直接爆炸区域之外，冲击波会造成肺部损伤、耳部损伤和内出血。热浪会导致大面积严重烧伤和火灾，常常引发巨大的火风暴。
当时16岁的谷口稔晔在长崎骑自行车。“爆炸的闪光中，我从后方受到冲击，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说。谷口看到周围玩耍的孩子们都死了。他距离爆炸地点超过一公里，但背部、左臂和左腿严重烧伤，很快就感染了。他在医院花了将近四年时间康复。
然后是辐射中毒的毁灭性影响。在广岛，七岁的池本彻（音）和他9岁的姐姐池本爱子（音）在爆炸时正在室内，但几天后他们开始脱发、发烧、无法进食，牙龈也开始出血。尽管他们都从急性期恢复过来，但最终还是死于延迟效应。彻在11岁时去世，爱子在29岁时去世。
许多当时还在母亲子宫里的孩子要么宫内死亡，要么患有先天缺陷。对伤害未出生孩子的恐惧，再加上被爆经历带来的污名，让我们很多人始终没有组建家庭。
如今，核禁忌正濒临崩溃。当前欧洲和中东涉及核武国家的战争中，有充分理由相信国际法正被频繁违反，而交战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正在削弱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值得庆幸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最近的冲突中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这次小规模冲突提醒我们，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向年轻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紧急情况，需要有更多的年轻活动家站出来应对核威胁。即使在日本，也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视为紧迫问题。
我们手中掌握着解决方案：《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该条约不仅禁止核武器及所有与核武器生产、部署和使用相关的活动，还要求加入条约的国家为过去受核武器伤害的人提供支持，并清理曾用于核试验的地区。
条约生效四年多来，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或直接加入了该条约。但还需要更多国家加入。令人担忧的是，相反，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实际上支持使用核武器的盟友——不幸的是，日本也在其中——越来越依赖核威慑作为军事战略。
核武器根本无法提供保护。如果那些主张更多依赖核武器的人真正了解80年前在我的城市和广岛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明白，认为这些武器能保障安全是多么不切实际。核威慑只不过是恐吓的力量。
如果人类不通过以联合国及其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法来追求和平，下一代很可能会见证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真正的灾难。正如约翰·F·肯尼迪总统关于核威胁生死攸关的本质所言：“必须在战争武器消灭我们之前，先消灭战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