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案反转后的讨论：如何在维权和“诬告”之间寻求理性解决之道 

（警告：内容可能含有冒犯性语言）

“妥协忍让，家破人亡；直接动手，硬气一场”；“与其网暴致死，不如行政处罚”⋯⋯这些留言来自于一条中文社交媒体视频贴文。画面中，一个学生装扮的男性在学校连续向一女子挥拳，这些“金句”被一些围观网民奉为“反性骚扰诬告宝典”。

中国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案7月底发生反转后，网路流传一系列“兄弟互助”帐号。他们以帮助男人实现自尊自爱作旗号，“教导”男性在面对性骚扰指控时，与其试图辩解、不如跟对方打一架——理由仅仅是因为打架及寻衅滋事的代价远远小于被指控性骚扰。

2023年，武大一名女研究生指控大一男同学在图书馆自习时对其进行性骚扰，遂在网路上曝光证据。男生被校方处分但否认指控，称自己是因患皮肤病而抓痒。今年7月，法院判决男生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随后，该女生在网路上誓言将继续举报到底。

一个月来，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再次掀起大量的两极化性别讨论——从追逐真相本身到对网路“诬告”、网路暴力的反思，甚至牵扯出对学术不端、“天龙人（中国互联网对特权阶级的代称）”的抨击。

根据中国大陆红网舆情中心的数据，7月25日判决后的一周里，该事件持续成为微博和其他社交平台上的重大舆情热点，相关帖子数量近16万，累计閱读量超过640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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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交媒体上关于女性诬告男性性骚扰的讨论

“诬告”引出的“极端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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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之后，网络上出现了男性防诬告指南。

“越来越多的男生发现所谓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已经不讲理了，他们（指男性）就也只能用不讲理的方式去打败不讲理的人。”在香港攻读社会科学的22岁大学生邵先生告诉BBC。

浏览过上述“兄弟互助”账号的他表示，这些内容“当然属于极端男权，自己并不支持”，但也完全理解它们为什么存在。

“这是你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男性空前地（在网路上）团结在一起，在这之前几乎都是女性这样做，”邵先生坦言，有时的确有一种身为男性人人自危的感觉。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觉得腿痒，你挠了两下，别人会指控你自慰；或者你在看手机，但别人以为你在偷拍。特别是又当有这样的一个先例存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很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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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是中国知名学府武汉大学研究生，在法院判决性骚扰不成立后，她仍誓言继续举报。

此前，广州地铁发生类似事件。一女子怀疑一位蹲在地上的年长男子偷拍自己，便要求其打开手机相册接受检查。警方介入后确认并未发现偷拍。事后，该女子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未经处理的男子视频，并称其“偷拍手法娴熟、并非第一次作案”。

中国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迪对BBC中文表示，有关性骚扰的司法实践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主要是因为个体认知存在差异，受害者举证存在困难，并且主观意图也难以裁量。

当指控缺乏充分证据或被证明不成立，就会衍生出“诬告”的争议。但高律师表示，法律上判定诬告需要满足“故意捏造事实，意图使他人受错误追究”的核心。“诬告”的争议，缘于当指控者提出指控时，容易被大众解读为“过度维权”，而部分男性群体则担忧被轻率定罪。

“由于在互联网上交流几乎没有障碍或边界，各种观点和意见可以并存，并且毫无限制地被表达出来——这会加剧误解和错误信息的传播，”香港大学人类学性别研究专案讲师安娜·玛丽·鲍蒂斯塔（Anna Marie Bautista）博士对BBC中文说，“最极端的观点往往更容易被表达和传播，而且通常会获得最多的关注——这使得理性的讨论或对男女双方观点的考虑空间非常有限，从而加剧了性别对立。”

“被逼维权”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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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影响最广的性骚扰案之一，是弦子（左二）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案。

谈及“诬告”和“过度维权”这些社会争议，自媒体博主张小姐表示“女性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更大数量的女性所蒙受的不公根本无法从个案的惩治中实现公平。

“当她遇到欺负的时候没人处理，程式缺失，环境不重视，这是否不公呢？她除了自己忍气吞声，或者上网（不透露个人资讯）提出这件事，这个社会还给她其他选项了吗？”张小姐说。

与“兄弟互助”帖相对，中国大陆社交平台豆瓣的生活组常被外界视为极端女权组织。该群组据称拥有约70万女性用户，最初以租房、职场、消费与情感等话题为主，随着交流深入，越来越多成员开始分享遭遇性别不平等的经历，如租房歧视、职场性骚扰，以及婚姻与育儿中的不平等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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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法律保障、社会意识和社会环境依然不完善不友好。

在中国，女权社区时常面临关闭或限流，豆瓣生活组逐渐成为女性发声的重要聚集地和与论前线。

张小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法律保障、社会意识和社会环境依然不完善不友好。当女性的权益受到可能的侵害而她们却左右不了父权主导社会的程式和规则时，就只能在态度上坚持不妥协、不忍耐，让事情自然地进入舆论监督的阶段。

“舆论监督不是带头网暴，我们求助于舆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21岁的香港大学生李女士告诉BBC中文，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舆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起码能让人们对事件有更多的关注、对女性权益有更多的意识。

“如果不是这么多社会新闻历历在目，如果不是曾经的确被曝出大量的性骚扰、偷拍、暴力等社会事件，我们也不会如此草木皆兵。”李女士补充道。

香港大学的鲍蒂斯塔博士指出，性骚扰依旧是性别不平等的核心要素。“虽然确实存在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而这无疑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和困扰。但仍然必须记住，许多性骚扰或性暴力的幸存者选择不发声或不举报，正是因为担心虚假指控的质疑和受害者有罪论等问题。”

反性骚扰是否滑向网暴？

高迪律师认为，在网路上公开徵集、拼凑私人资讯，使其暴露在公众审视下，用粗俗、侮辱性的语言恶意辱駡与诅咒对方，通过带节奏、抱团攻击形成针对目标的舆论压力等行为，都属于网路暴力的表现形式。

他表示，网路暴力的本质是“借助网路的放大效应，实施低成本、高伤害的恶意攻击”，其核心并非网路争议，而是“对他人权益的蓄意侵害”。

目前针对网路舆论暴力的指控多是以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等罪名进行追究。

2024年八月，中国网信办制定并开始实施《网路暴力资讯治理规定》。但现行框架内没有与网路暴力罪相关的法律条文。 整治网路暴力一直因认定难、取证难、入罪门槛高、责任难落实等客观障碍而效果难显。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的商事律师王琢对BBC中文表示：“很多情景下，我们可能拿到的都是一些事实碎片，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出它是否是全部的真相，你就仅凭已有的碎片去产生自己的观点⋯⋯站队很简单，认识现实的复杂性很难，摒弃自己的傲慢更难。”

出路何在？

张小姐解释，自己追求的不是一个女权社会，仅仅只是一个平权社会。“人人平等，但不需要雷同；尊重每一个人，包括男性。”

“在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下，男性跟女性都是受到压迫的，”邵先生说，“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每一个性别都去体谅对方，都往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去靠拢。”

25岁的科技从业者于先生对BBC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是武汉大学校友，2023年曾第一时间目睹了该校图书馆事件发生时朋友圈对这位女性投诉者广泛的声援。“男孩子可能在公共场合更规范一点自己的行为，跟女生独处的时候可以更公开一点，这样既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一种对女孩子的保护。”

王琢律师提醒，男性不必因为个案的特殊性而人人自危。她指，一个不可被忽略的事实是，被误判的男性数量，远远低于真的实施了性骚扰而因为女性的沉默没有被处罚的男性数量。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导向就是要鼓励女生面对性骚扰勇敢维护权益，而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偶然个例就全面压制女生的维权勇气，”她说，“女生本来就在弱势地位，话语权偏向她们才能向真正的实质公平靠近。”